父亲一生工作了48年，只在两个职位上游走：乡村教师和文化站长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迅速膨胀，父亲却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。他依然独自住在文化站，守望着身边的琴棋书画。 

    父亲是个民间书法家，曾经为文学刊物《雨花》题写过刊名。文化站的墙上挂着他书写的不少条幅，有大、小篆，也有隶书和行书。父亲还搜集了不少产自家乡的雨花石，并给它们分别取了名字，陈列在橱窗里。父亲甚至还亲手将旧报纸全部按月装订起来，堆了两米高，与我后来在首都图书馆看到的旧报纸一样。在父亲的经营下，文化站成了小镇吸引人的地方。我当时在家乡当教师，每天都要去父亲那里看报纸、借书或下围棋，有时也照料他的生活。

   文化站按规定可以配一名聘用制干事，父亲接受了我表叔的推荐，将一个40来岁的农民聘用到文化站来。此人叫王林山，耳聋，有个病弱的妻子，还有两个患病的孩子（不久先后夭折）。王林山原来靠理发为生，有时还给别人的家具画些花鸟虫鱼，到文化站以后，乡政府每月给他发一笔固定的薪水，不少知情人盛赞父亲救了他一家人。从此，王林山一边画画，一边做些内勤。父亲不满意王林山总是画些花鸟虫鱼，就教他画人物。我亲眼看见父亲教他从画刊上临摹人像，往往画得变了形，跟幼儿园孩子画的差不多。父亲帮他给画取了名字，然后堂而皇之地与父亲的书法并排挂在墙上。

   一天，南京市文化局的一些干部来四合文化站检查工作，发现墙上挂着父亲的书法和王林山的画，觉得文化气息很浓，在赞赏之余，提出农民画还大有文章可做。此后，父亲像孔乙己教人识字一样，每当见到农民子弟来文化站时，就会问：“你会画画吗？”当对方说不会时，父亲说：“来，我教你”。有一个19岁的农村青年以前从未动过画笔，父亲教他画一幢两层小楼，楼前再画一棵大树，树下画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。这幅农民画被父亲定名为《农家小楼》，后来居然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副刊”上，并被香港《文汇报》和《大公报》转载，成为所谓“四合农民画”的代表作。

   在一些文化官员的推动下，“四合农民画”被送到江苏省美术馆正式展出，后来甚至被送到美国、日本展出（出国自然没有父亲的份）。一时间，关于“四合农民画”的报道铺天盖地，自然是王林山署名的最多，于是他被誉为“著名的农民画家”，江苏电视台还对他作了专题报道。一些记者凭着自己的想象把王林山描绘成6岁学画、无师自通的天才，忘了他其实是一个患有残疾的半文盲。

   父亲屠善哲从未在任何一幅农民画上署过名，也没有接受过任何记者的采访，尽管他是大部分农民画的实际作者。这一点，他的上级是清楚的。因此，他获得了一项个人荣誉，得到一份盖着江苏省人民政府大印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。父亲一手制造的农民画尽管造成那样广泛的影响，他却丝毫没有成就感。他多次对我说，他这一生都是失败的。父亲在63岁才正式退休，文化站不久也名存实亡。王林山只好继续为生计而奔波，没有人再把他当成是什么著名的农民画家。

   父亲逝世已经3年，留给社会的是一度被热炒的四合农民画，而留给我的除了他写的几幅字，再没有任何有形的东西。但是我永远怀念他，记住他淳朴、大度的人品。父亲安于清贫，为农村文化守望了一生。